简述西汉经济恢复和发展情况

燕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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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西汉经济恢复和发展情况

农业方面:农具得到改进,牛耕广泛推广。水利事业发展，农耕区域扩大。稻麦种植推广。耕作，管理技术进步较快。农学研究取得可喜成就。
手工业方面：具有规模大，分工细，工艺精等特点。丝织水平高，出现多品种的丝绸，丝织业麻织业发展迅速。冶铸业规模大，技术水平世界领先。制漆业迅速发展，工艺水平很高。造船航海技术已渐成熟。
商业与城市：商业呈现空前繁荣局面，出现相当繁华的名都大邑

西汉时期实行的重要经济政策是什么？

　　盐铁官营
　　汉武帝实行的财经政策。西汉初年对盐铁业采取自由经营政策。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实行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并设置行政机构具体管理。在**于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事业，于地方各郡县设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产销。盐官营的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募民自备生产费用煮盐，**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牢盆（煮盐用的大铁锅）以间接控制其生产，产品由官府收购。铁的官营官府控制更紧，包括直接组织开矿冶炼，铸造器物及销售，即控制了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不像盐的民制官收。民私自煮盐和铸铁在受釱左趾的刑罚，工具有产品没收入官。管理盐铁事业的官吏，多为商贾出身。盐铁官营虽然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与推广先进技术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亦不免带有封建官营事业共有的弊病，如不少铁器质量低劣，规格不合要求，价格昂贵，还有强迫人民购买及强征人民作役的弊病。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时，贤良文学曾对盐铁官营大加攻击，但事关财政收入，除罢关内铁官外，盐铁官营并未废止。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盐铁官曾与齐三服官、常平仓等一同罢废。永光三年（前41）又因财政困难而恢复。王莽行五均六筦，盐铁官营亦是其中内容，到地皇二年（22）废除。

汉代历史问题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4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20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25000。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国兵7万人讨焉耆。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撑腰。这种**，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巾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 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 ”，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其实东汉、西汉都是后人的史称。西汉，汗高祖刘邦建国，这样西汉就建立了，但是又被犬戎这个少数民族所灭，然后汉朝的后裔，汉光武帝，刘秀，又在中国南方建立的汉王朝，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势力已经大不如西汉，跟本没有能力实现统一，然后就有很多的军事割据势力的出现，这些军事割据不断征战不断出现局部的统一，东汉王朝也慢满的推出了历史的舞台，最后也就只剩下了三个军事割据了，我想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吧！汉朝（前202年 - 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短暂的自立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份，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朝代史中。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强汉盛唐”。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历史西汉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项羽，于西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西元前202年刘邦才称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西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并以十月为汉高祖元年的首月。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并一一处死，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国力较弱，而刘邦在攻打匈*时，曾被匈*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和平。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当国。吕后以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刘邦的黄老**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酿成“诸吕之乱”。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启。他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景帝年间(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数月即为周亚夫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影响。在与匈*和南越保持和平的同时，同时也在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从此时起成为了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汉武帝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为抢救经济，武帝将铸币、盐铁收归**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汉代在经济方面有什么政策？

简述西汉经济恢复和发展情况

汉代经济制度
　　上面讲的是**之形成，及其职权分配之内容。下面要讲到支持**的主要经济问题，即赋税制度。汉代对于轻吒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十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见旬悦《前汉纪》），并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赋税尽轻，供养一个**，还是用不完。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当时对于土地政策，比较是采用自由**的。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早已废弃，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若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税额轻了，农民还要卖去自己的田地呢？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须讲到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乃及社会经济之全体貌。此刻无瑕涉及。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就变成一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这是讲的田租。
　　但这里已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封建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这是井田制度一项主要的条件。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所以在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并不即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性的，而此刻的地主，择优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的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
　　再说全国土地，也并非全属耕地。则试问非耕地的主权，又是谁的呢？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的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耕地非耕地，同样该属于贵族。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平均分配，成为井田，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公开的禁地。山林池泽，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这一些时时闯入禁区的，在当时被目为盗贼，而他们这种耕地以外的生产，则称之为*利。**设官防止，有权征讨。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后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然直到秦汉统一**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贵。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换言之，即成为王室所有。此因封建贵族都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有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观念，便全归皇室。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
　　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有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笱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认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的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宗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的路线。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著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这些制度的后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制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伸出盐铁官卖来。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记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当然民间主张开放，**主张国营。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吒「常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　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汉代在经济方面有什么政策？

历史问题：汉代经济的主要发展有哪些？

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王朝横征暴敛导致覆灭的教训，在全国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和部分*婢的解放，从而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湖南汉代墓葬中，发现有犁铧、镰、铲等铁制农具，说明湖南当时已普通运用铁制农具和耕牛从事农业生产。到汉武帝初年，零陵的农业生产已比较发达，并成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西汉元始二年(公元前2)，零陵郡为21092户，139378人。当时，零陵郡的面积约占今湖南境内当时4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总户数和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16.63％和19.43％，均排在4郡之末。到了东汉永和五年（140），湖南境内建制郡仍为4个，总人口为2813266人。其中，零陵郡人口增至1001578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比元始二年增长6.19倍，占当时湖南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35.6％，排位升至第二，仅次于长沙郡的1059372人，分别为桂阳郡501403人的2倍和武陵郡250913人的4倍。

在当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增减与农业的丰歉息息相关。零陵郡在汉代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从一个方面表明当时零陵郡的农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手工业的进步　随着农业的发展，汉代零陵的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永州境内从汉代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铜器、竹木器、铁器，都表明了这一点。

芝山区黄古山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批陶器，不仅形态古雅，制作技艺很高，而且通壁绘彩，花纹美观，着有朱、褚、黄、褐等色。原零陵塑料厂发掘的东汉墓葬品中，有一面铜镜特别引人注目。该镜直径16—18厘米，厚度仅几毫米，背面缕龙凤兽纹，栩栩如生，正面磨制得非常平滑光洁，逾1800年依然毫发可鉴。境内出土的汉代金珠、水晶珠、玛瑙珠等饰物，其制作工世也非常精湛。瓦的发明，是古代建筑史上一大创举和伟大进步。泠道（今宁远、新田一带）古城出土的西汉筒瓦，表面印有绳纹，内壁残留布纹痕，口径8.5－11厘米，宽12－20厘米不等，瓦当上亦有印纹。南平古城出土的西汉绳纹筒瓦，宽15厘米。这些发现，充分证实汉代零陵郡一带已能生产和使用粘土瓦，与史家所称的“秦砖汉瓦”相一致。同时，这也说明，汉代零陵郡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

　　商业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汉代零陵郡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换进一步脱离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而代之以物——币交换。道县杨家乡出土的西汉银饼，说明永州境内至少在汉代已使用银币进行商品交换。在原零陵县境内竟一次出土汉代货币——五铢钱50余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零陵的商业活动已具较大规模。今芝山、道江、甘棠、柏家坪、土市等地，是当时的郡治和县治，已有人设铺开店。每逢圩期，这些地方商贩汇集，有的抱布而市，有的提篮挑担沿街摆卖。　

　汉代零陵郡的交通也进一步改善。据道光《永州府志·事纪略》记载，东汉建初八年（83），零陵至桂阳的峤道修通。这样，加上秦代修筑的五岭峤道和灵渠，零陵郡的交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从此，零陵成为中原通往交州七郡（岭南地区）的交通要冲，正如史家所说的“距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这也是古代零陵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而且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