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有哪些名人？

岳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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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有哪些名人？

一、孙应鳌一代帝师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溢文恭，明朝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自幼聪颖，好学上进，喜读诗文，善作文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公元1546年）举人，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为江西按察司佥事，迁陕西提学副使，晋四川右参政，擢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后为朝廷大理卿，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事（即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兼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后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等。他当官勤于体察民情，善于调查研究，知识渊博，曾提出"勤学、励政、亲贤、远*"等事，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
他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在王阳明学说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理学家，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孙氏学说的中心思想是"求仁"，他进出"无欲"、"无欲就是天理"，以"无欲"达到"求仁"的目的，继承了王阳明学说思想，是贵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
他是著名的诗人。《黔诗纪略》收其诗有457首，编为四卷。时逢*臣严嵩当权，对他横加**。他的诗对**的勾心斗角和仕途的艰险有所讽喻，部分诗揭露了**黑暗，反映了民间的疾苦。诗风平易自然，有些作品有民歌风味。他的《学孔精舍诗钞》是流传至今贵州最早的一部诗集。《黔诗纪略》称誉他是"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重视教育，曾几度从事教育工作，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文》16条，详细阐明了他的教育主经和为学之道。任国子监祭酒兼经筵讲官时，锐意改革，为国家培养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50岁辞职回家后。在家乡清平建学孔子院，向家乡青年讲学，为发展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还是书法家，大小兼能，特擅楷、行。其书法以欧阳询为基础。参柳公权笔意，端庄严劲，亦如其人。楷书《谕陕西官师诸生檄》，现在西安碑林。福泉有《分守新镇道题名碑记》。一生著宏富，主要有《学孔精舍诗钞》、《学孔精舍汇稿》、《淮海易读》、《春秋节要》、《左粹题评》、《四书近语》、《律吕分解发明》、《论学会编》、《教秦语录》、《教秦总录》、《教秦绪言》、《雍谕》、《幽心瑶草》、《道林先生粹言》、《庄义要删》、《督学文集》、《归来漫兴》等，均由明清学者刊行于世。
二、杨龙友诗书画三绝

杨龙友（1596-1646）名叫杨文聪，以龙友为字，又号山子。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龙友诞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故居已荡然无存，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吧。这里住着一个书香人家，父亲杨师孔是个有学问的人。杨龙友少负不羁之才，文章剑术兼擅其能，尤耽书画，意有所会，即伸纸泼墨，如风驰电掣，不能自休。他自幼癖嗜山水，十岁即从父登临泰山，朝观日出暮谒月为“烟峦翠霭”所迷。天启四年（1624），阖家随父移居南京，住在"二水中分"的白露洲，时年二十八岁。居南京，对秦淮秋月，流连忘返。偕同父亲畅游天台、雁荡，湖光山色，月影松明，冲惟相狎，恰如读旧书，见故人。遍历江浙山水，情随景移，景随情迁，跌宕**之气，大为抒发，于是为诗、为文、为画，成为誉满江南的**才子。杨龙友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是一个“得诗画之中三昧”的奇才。
说到杨龙友的画，南京城里的无人不知，“虽片楮尺幅，人争宝之” ，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
虽然，他是一个书生，但并非只会摇着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颇知兵事，一旦有机会报效国家，“如锥之处囊中，其未立见”，引吭高歌，唱出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大江东去”。南京失守，明弘光政权就此覆灭。八月，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建立隆武政权，以龙友为兵部侍郎，不久升任闽浙总督。清军蜂拥而至，八路进攻福建，龙友独木难支，退守蒲城。于八月二十五日壮烈殉国，时年五十二岁。龙友**妻妾、子女及仆从三十六口，一同赴难。正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蒲城人民慕其气节，为之举衷肠，将其忠骨埋于大树之下。嗣后与同时赴难的孙临的遗骸，同葬于城东三十里的枫香岭，人称“双忠墓”、“国存犹尽瘁,事去独存仁”，青山处处埋忠骨霜叶红似二月花。望烟波**，谁吊忠魂？
三、周渔璜黔中诗帅

周渔璜（1665~1714年），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字渔璜，号起渭，一字桐埜，别号载公，贵阳青岩骑龙人。父亲周国柱有四子，渔璜排行第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渔璜22岁乡试第一。三十三年（1694年），29岁时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年（1697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四十四年（1705年）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1710年）擢升翰林院侍读。五十年（1711年）简任顺天学政。五十一年（1712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奉命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五十三年（1714年），终因操劳过度，年近半百即逝世于任上。
周渔璜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清初中国诗坛有很高的地位。他幼年即工诗，十四五岁时，曾赋《灯花诗》一首，传诵乡里。清初中国诗坛门户之见陋习严重，他不为所染，博采众长，终于独树一帜。他的诗以新、奇见长，在京城二十多年，初以一首《万佛寺大钟歌》，瑰丽特出，名城震京华。袁枚《随园诗话》一书中，就把他《泛舟西湖夜半始归》诗里"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赞为使人"终身不忘"的佳句。
周渔璜的《桐埜诗集》，清代就有四种刻本流传。康熙皇帝曾问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当代诗人数谁？陈廷敬回答：要数周起渭（渔璜）和史宇义（蕉饮）。可见周渔璜当时在全国诗坛上已是数一数二的顶尖诗人。晚清"西南大儒"郑珍在瞻仰周渔璜的遗像后赞说："诗当康熙，如日正中。起问汉大，惟渔璜公。桐埜一篇，眉山放翁。经纬宫商，继盛长通。"他认为周渔璜是继承盛览（长通）之后，堪与苏东坡（眉山）、陆游（放翁）媲美的诗人。周渔璜的诗造诣很深，成就很高，当代美术大师刘海粟在《诗人周渔璜小传》中称他为"黔中诗帅”。
周渔璜的另一些学术成就是奉诏参与编篡《皇舆表》、《康熙字典》、《渊鉴内涵》等书。《皇舆表》即《大清地舆图》，是清初编成的地理学重要图籍。《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篡的，周渔璜名列二十七名篡修者之第三名，担当重任。该书收字47053个，是《中华大字典》出版前我国最大的一部字典，集我国清代以前类书之大成。周渔璜任该书校录官。对地方的文化建设，周渔璜也做过贡献。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仅27岁的周渔璜参加了贵州巡抚卫既齐组织的《贵州通志》修篡工作，担任分篡，该书是贵州省地方志的重要著作。
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周渔璜墓和桐埜书屋，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四、郑珍西南巨儒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生于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自幼勤奋好学，记忆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1818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的确，郑珍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然而，在史学和文学方面，更显示了他杰出的才能。一八三七年，他应遵义知府平翰的聘请，同莫友芝一起撰修《遵义府志》。此外，他在史学方面的著作还有《郑学录》、《荔波县志稿》和《世系一线图》。
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那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诗作上。他家境贫寒，曾参加过砍柴、烧火、纺织、耕锄等劳作，对于民间疾苦、官吏贪酷，均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的诗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铅厂三首》、《酒店垭即事》、《经死哀》等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内容。另外，他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山川秀色、田园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
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他因咽喉溃穿而卒，葬于遵义禹门子午山。
五、莫友芝西南巨儒

莫友芝(1811-1871) 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出生在一个书香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官至知县。为晚请宋诗派诗人。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郘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郘亭诗钞》、《郘亭遗诗》、《郘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
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人称其书“不以姿取容，具有金石气。”圆润婉通，有古雅之势。《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六、丁宝桢晚晴名臣

丁宝桢，晚清名臣，(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他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1863年，43岁的他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次年迁任布政使，1867年3月晋升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1886年，66岁的丁宝桢死于成都。他在山东做了近10年巡抚，为官廉洁刚烈。其智杀权监安德海一事，令朝野震惊，至今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
丁宝祯不仅胆略过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在济南期间，他曾调名厨数十人当其家厨。当时济南有名的鲁菜师傅周进臣、刘桂祥等人都到丁府当过差。他极喜欢吃炒鸡丁，每次宴客必有此菜，他还向厨师授机宜，调理菜的做法。按清朝官制惯例，地方督抚多加“太子少保”或“太子太保”衔，丁宝祯也因此被称为“丁宫保”。人们便将他所喜爱的这道菜命名为“宫保鸡丁”，“宫保”也成为传统烹调方法之一。
七、黎庶昌晚晴大使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中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驻日本大使黎庶昌，派人来到茅台镇，要购买老窖茅台回沙酒，这消息在小镇一传开，顿时使全镇沸腾起来。几家烧房的老板乐不可支，尤其是成义烧房的华联辉更为高兴。华联辉是遵义团溪人，举人出身，受四川总督丁宝祯之托来茅台开办酒业，素与本县沙滩文化名流郑、莫、黎三家往来密切，俗话说：“文人墨客诗酒难分家。”加之仁怀与遵义两县比邻，商贾往来频繁，对于“酒冠黔人国”的茅台酒，自是常常光顾求购，回去享用。可是黎庶昌要买茅台酒，却是为了运往迢迢**之外、远隔重洋的日本国，这可非同一般。
黎庶昌在日本担任大使期间，很想用家乡茅台美酒招待贵宾，联络友谊，但苦于路途遥远，不便运送，未能实现。由于黎庶昌具有外交才能，清**特赏他二品顶戴，晋升道员，出使日本钦差大臣。黎庶昌不仅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官，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诗人，史学家，散文家。黎庶昌以诗文和酒在日本广交友人，增进情谊，客观上也使茅台酒在日本赢得了声誉，为茅台酒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
八、张之洞晚晴重臣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其弟子张继熙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是***学，东南大学的前身。
九、何应钦一代枭雄

何应钦(1889—1987) 字敬之。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元帅府参谋。不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后兼教导一团团长，成为***的亲信。1925年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7月率第一军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三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1930年任国民**军政部长。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参与对**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妥协投降，任国民*****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家主权的《溏沽协定》、《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暂代总司令职，主张“**付伐”张杨。1937年**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1941年和***一起策划了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战。1945年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
1946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1948年回国，支持***发动反**内战，任国防部长。1949年初，***“下野”时，一度任国民***行政院长，旋即辞职。后去**。1950年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兼任国民***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十、王若飞铁嘴**家

王若飞是我*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家。若飞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3年4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员。1925年3月回国后任**北方区委巡视员、****训练部主任。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任**豫陕区委**。1926年调上海任****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 ,参与处理**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1927年起任**江苏省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六大,后任**驻**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任**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后,任**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部部长。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任****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秘书长,1941年至1943年3月任*****务委员会主任、****调查研究室*务研究室秘书。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研究局*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11月起任****南方局工委**,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1945年6月在**七大上当选为**委员。同年8月与毛**、***一起作为**代表赴重庆同国民*谈判。1946年1月代表**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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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的名人有哪些

　　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教育家李仲群

　　**战争后，外有列强宰割、内有军阀混战，中国国势衰微，民不聊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华夏大地，先后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帝国**和****的丑恶嘴脸；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是国家的栋梁！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进步人士李仲群就是其中的一位。3月29日，春风轻拂，吹掉记者风尘仆仆的倦意。在贵阳市金狮小区，记者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儿子、毕节一中的退休教师李枢，在贵州师范大学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女儿女婿、贵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李启和杨世峰夫妇；4月7日至8日，在毕节地委*校宿舍，记者采访了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4月8日，记者聆听了毕节地委*史研究室原主任邱亮对李仲群研究成果的讲述，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并参考李仲群老人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相关资料，一位追求**进步、提倡教育应以人为本，不求功名、默默奉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毕节教育家浮现在记者眼前。
　　李仲群（1892—1976），原名李宴春，毕节县（现为毕节市）人。年少时家境殷实，比较贪玩，他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后在祖父李学泮的教育下，学业突飞猛进。14岁应童子试，因文才出众，被称为神童。15岁在高等小学堂就读，学习优秀，名列第一。16岁赴贵阳考入优级师范，选学化学，“得到了新知识，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有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学习笔记）。1910年毕业。次年，由省保送云南高等矿业学校学习，至毕业。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学业有成的李仲群开始寻觅救国的良方。
　　致力教育
　　李仲群老人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
　　1912年至1919年，李仲群曾先后在兴义初级师范兼高等小学、镇宁小学、毕节成达小学(曾任校长)、贵阳模范中学、贵阳南明中学等学校教书。在兴义教书时，因替学生打抱不平，得罪校长刘如愚(其堂弟刘显潜是安义镇台，刘显潜之堂弟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而弃职。
　　1917年冬由筑返毕，受任毕节劝学所所长，上任即呈请废除学生需缴纳白银五两方可领取***书的规定，使学生受益。1918年在贵阳参加以“合群报国，砥砺品行，增进学识，振兴社会”为己任的贵州少年会；1919年又参加组织以“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的毕节醒民社，任理事。毕节醒民社的宣言曾被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全文刊载，影响传播到省外（《毕节地区青年运动史》）。
　　1930年，办毕节师范传习所，任所长，教国文。教材取自《新青年》，传播反帝爱国思想，主要培训小学教师，学员有50人，大多数次年进入县立中学，少数转贵阳读书，如徐健生（时名邱照）等。1931年春，创办毕节县立初级中学（简称毕中），任校长，为县内有中学之始。
　　1943年，李仲群“对当时国民*****不满，看不惯城里许多乌烟瘴气的事”（陈文渊语），受陈文渊（时层台小学校长）之邀，欣然接任“毕节县私立毕东中学”校长之职，到边远的层台乡办教育，这所学校是毕节县乡村的第一所初级中学。“李仲群校长到层台后，我们凭他的牌子，生员很广，有来自百里之外的龙场营的，有林口、燕子口、普宜、吉场的，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生都住附近，每天晚上必须上夜自习，当时的教师虽然报酬不多，但是都很负责任，学生好学，教师不错，教学效果很好”（《毕节教苑》：《创办毕东中学的回忆》）。这所学校，终因经费不济，仅办了一年就停办了。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推举周素园为董事长。当时正值董事长兼校长的毕节富商刘熙乙停办学校，不再资助办学经费，学校经费十分紧张，难以为继。周素园上书县长请求救济，始终不得答复。李仲群克服重重困难，将弘毅中学沿办下来。
　　传播**进步思想
　　李仲群一生的精力主要致力于教育，他通过教育，把**进步思想传授给学生。他曾经在很多地方办过学校、教过书。但他在毕节中学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影响也比较大。
　　李仲群对国民***派的法西斯*化教育和*化教育极为反感，主张给学生以自由**的权利。在李仲群的影响下，毕中师生的思想进步。学校创办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师生纷纷上街**，张贴“日寇亡我东三省，东北义勇军奋起反抗”（《毕节县志》：“大事记”）等新闻；李仲群身先士卒，他讲演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1932年春天新生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为《国难日深，何以图存？》，考题紧密配合时局，紧扣**救亡主题。李仲群还亲手编写了《教育与人生》、《阿三与甘地》两剧，并在学校亲自主持演出，宣传**思想，讽刺国民***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进行生动的爱国**教育。
　　1936年入校读书的周光辉（周素园之侄孙）曾回忆到：“校长是具有激进**思想的李仲群先生，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就把他换走了。李仲群先生后来曾经代授过我们的外国史课，一次小考，加出了一道题‘斗争与合作孰是进化之源’，他说昨天多喝了些酒，想到了这道题很有意思，同学们可以自由发挥，此题不记分，你也可以不答，只希望看你们是怎么想的。至于本人当然是认为斗争乃进化之源。李老先生是一个善于公开宣讲阶级斗争观念的人，是一个在课堂上公开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教育年轻人走**道路的人。50多年了，***已经作古，我也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进入耄耋之年。然而他那鲁迅式的脸型、发式、灰布长衫、布鞋和这几句对青年无限激励的话，在我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2005年9月22日《毕节日报》的《烽火岁月》）。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课，李仲群就失业了，但****却不放饶他，法院修监狱，预备了六间小室关押**犯，有人威胁他说：“六间房子里恐怕先生也有一席吧。”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以“求实、**、自治”为办学方针，深受师生拥护。
　　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60多年前，李仲群就提倡要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学生，不能采用粗暴的手段体罚教育学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并倡导教师不断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探索等。他身体力行贯彻爱的教育，并多次与体罚学生及有此思想的教师辩论。在家中，他对孩子也不赞成棍棒教育，他通常是慢慢地和孩子交流，把道理讲清楚，引孩子走正道。
　　有一次，李仲群在路过高一某班的教室时，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课文是《吕氏春秋•察今》。李仲群在教室外站着听了几分钟，由于文字古奥，语文老师一字一句地解释。下课后，李仲群就和语文老师交流并认为老师应该先指导学生预习，教他们认识生字的音意，因为高中学生看得懂解释了，上课老师先读一遍，再找两三个平时读得好的学生领读，然后再进行讲解。在讲课时，主要表达文章的精神，效果会比较好些。李仲群很反对“读死书”，他觉得应该把以前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改为“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他说：“书本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活人如果善于读书，死书便成为活书了。下功夫读活书成了习惯，差一天不读书，便会感到生活无味，这不是读书活吗？”（李仲群日记）
　　1940年，还在重庆内政部工作时，李仲群在给长子李柱的一封信中写到：“……说到你的升学方面，一半是我误你，一半是你自误。我因一时溺爱，在空袭紧张时，不愿你到重庆来，又接你报告身体的信，怕你受不了防空洞的磨折，更不愿你来此地了。这是我误你的一面。至于你呢？既决心进工校，便不该到修文，既进了高中，便不该回毕，把多年的光*，完全废弃。这是你自误的一面。现在只有将错就错，在家自修，明年再说。……你看了这信后，千万不要灰心。青年要有朝气，我这封信是有暮气的。但这个暮气是朝中的暮（热极生寒），你若看不出朝的方面，只看到暮的方面，而受了**，便误事了。年轻人要乐观，不要悲观。……这些话，因有哲理，恐你不能理解，但也无妨，只要能够提起朝气，准备克服困难的精神。如稍受困难，便垂头丧气，便一事无成了。”
　　李枢介绍：“1958年，毕节农校成立，该校很看好黄泥中学的这批学生，于是就将这批学生全盘吸收到毕节农校。我本不安心学农，正好有人约我办美术公司，于是背着学校和家长私自逃学。爸爸知道此事后，写信给农校蒋海燕校长，首先检讨了自己‘子不教，父之惰’之过，然后婉言‘教不严，师之过’之责，请求校方与家长配合共同教育学生。紧接着就让人带信叫我回家。到家后，爸爸对我进行了及时耐心的说服教育，我终于安心回到农校继续读书……”
　　3月29日晚，在贵州师范大学教师宿舍，从贵州师范大学教学岗位退休、现年70岁的李仲群老人的女儿李启老师告诉记者：“60多年了，好多事情已经不是太有印象了，可在我小学时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穿着朴素，个别老师有嫌贫爱富的思想，他们对着装讲究的学生要关照一些，对于穿着差的学生不是很好。那时我读的学校还体罚学生，如不能完成老师规定的背诵内容，就要被老师体罚，让你伸出手来，用戒尺**心。有一次，我被老师体罚，回家后央求爸爸帮我讲讲情，爸爸听后很不高兴，说不兴这一套，爸爸还一再要求我不要告诉老师自己是谁的女儿，过了两年多，我的班主任才知道我是李校长的女儿。”
　　杨世峰老师说：“我和李启结婚后，老人家来贵阳开会都喜欢带着我去接触他的那些老朋友，当时我比较年轻，他们交谈时我一般就是听，或者自己找书报看，现在模模糊糊的记得几句，‘要是不解放的话，国家成什么样子，老百姓怎么生存’这类的话。”杨世峰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老人（李仲群）鼓励他：“教育是开发民智、救国治国的根基，走上讲台就应该做个合格的教师！” 75岁的杨世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读书时身边的同学喜欢评论老师，可是老人（李仲群）讲话的时候，场上总是鸦雀无声。“老人不发威就有威，这是教师和学生尊重他的原因；他对教师、学生都是慢慢讲道理，关键是他说得少、做得多。”
　　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现在已经84岁，在谈到李仲群校长时，他很钦佩，觉得老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很耐心，不巴结国民*的官员，很忠厚，很踏实，有时为了学生的利益敢与国民*的官员对着干。
　　在弘毅中学读过书的邱亮说：“当时李仲群校长特别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在选举学生自治会**时，我亲自参加了投票。李校长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相信学生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
　　红色摇篮
　　**贵州***第一个支部、1935年10月毕节***第二个*支部的建立都以毕节中学为主要活动阵地并非偶然，因为此时担任毕节中学校长的李仲群思想进步，对国民***派极为不满，公开宣传**进步思想、支持学生和教师的爱国行动。李仲群对毕节***工作的推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33年，李仲群聘任进步青年秦天真到校任教。当年冬，林青、缪正元来毕节活动，与秦天真取得联系，并于次年发展秦天真为***员，三人组成贵州***的第一个支部，以毕中（即县中）为阵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和救亡运动（《**毕节***大事记》）。
　　1935年，贵州***从事军运工作的邓止戈到毕中开展*的**活动，也得到李仲群的支持。据邓回忆：“学校姓李（李仲群）的校长思想进步，赞同***，向我表明了他对国民*的不满，公开支持学生、老师的爱国行动”（《**在贵州》）。1936年2月10日，**在毕节成立县**大同盟，李仲群被推选为主任；肖少斋任**救国会主任（毕节地委*史办《***在黔西北的**活动》）。
　　1938年1月中旬，清理委员会在毕节县清理组织、发展*员、健全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县工委的问题。经过讨论，清理委员会一致认为，毕节***自1934年初建立以来，经过四年多的考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县工委的条件已经成熟，且非常需要。统一认识后，经充分酝酿，一致提议由邱在先、熊蕴竹、邱在模、葛发声组成县工委。徐健生以特派员名义代表省工委批准并宣布**毕节县工委正式成立。邱亮告诉记者：“在4人组成的县工委领导核心中，毕节一中的师生就占了3人。国民***所说‘毕中是***的大本营’这话，毫无冤枉。”
　　整个贵州省工委的领导集体，从**到委员以及省工委的交通员徐健生，他们在创建贵州***系统作出的功绩，都是从毕节一中开始的。他们在开展**救亡运动，筹建草原研究社，宣传马列**，培养发展黔西北的第一个*员，成立第一个***支部等等，不知与毕节一中的师生共同度过多少个充满欢乐与困苦的日日夜夜，得到广大师生乃至校长的多方面的大力支持，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因此，毕节一中与第一届**贵州省工委的每个成员都有着极其特殊亲如鱼水的关系。事实证明，毕节一中的确是***的大本营，是贵州***的发祥地（据邱亮《**摇篮——毕节一中》）。
　　敢与****叫板
　　李仲群在当时的贵州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学历高、阅历广、能力强，当时的**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李仲群思想开明、爱憎分明，他所从事的事业与****的要求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1932年，国民*县*部派驻毕节的负责人宴若溪（中统）动员李仲群参加国民*，遭到他的拒绝；之后王治中（也为国民*在毕的负责人）要李仲群动员全校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又遭到他的拒绝。李仲群不但拒绝参加国民*，而且对国民***安置到学校上“公民课”的人选也加以拒绝。1934年，国民*县*部负责人张继峨根据省*部“所属各县*组织非国民*员不能教公民课”的条令，意欲任命国民*员罗政本上学校的公民课，李仲群以罗（时罗为学校文牍兼上几节地理课）上课学生不欢迎为由加以拒绝，随即代之以思想进步、辛亥**时曾入国民*的周云阁上公民课，名正言顺地堵住了张继峨的嘴，并把罗出示的省厅有同样内容的训令投入火中焚毁。
　　1937年，国民*贵州省保安处派别动队员入驻学校，李仲群公开反对，不久即被免职。当年秋，李仲群外出，到贵阳，日寇已深入内地，年底又返回毕节。1938年下半年，李仲群应约又在县中上课。
　　1940年，李仲群到重庆谋事，同乡介绍他去内政部工作，他犹豫不决，遇秦天真（秦正经重庆去延安），秦告诉他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可以去。在内政部，李仲群被委任为四级科员，其工作是到夏溪口校对内政公报。当年年底，部里要审查任职资历，审查结果是李仲群的资历不够委任四级。负责审查的张科长让他去找介绍人，证明他在*里办过三年的事就行了。李仲群想，自己压根就没想加入国民*，而且对国民*的消极**政策根本就持反对态度，他不屑作假，便弃职还乡。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学校不接受国民*员、三青团员入学，也不准学生加入国民*、三青团组织。他不畏权势，敢作敢为，如保安司令陈臻的公子陈登瀛、保安队长郭某某的外侄文光才，就因思想品质恶劣而被开除。弘毅中学**风气浓厚，为国民***所重视。1949年，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派陈文彬到校兼任历史教师，实则监视师生言行，因此激起学生反感。学生自治会理事长任叔轩以陈文彬授课**、误人子弟为由，发动高三学生**。李仲群站在学生一边，迫使陈文彬离校。陈文彬事件很快祸及刘近谦等一批青年教师，不久任、刘被**派杀害。李仲群也受影响，有一位被弘毅中学开除的学生向陈告密：“李校长对学生训话口出怨言。”陈表示：“他不知趣也对不起他。”
　　拯救民族危亡
　　1940年，李仲群在重庆内政部任职期间，他经常目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及汉*空投**宣传品的场面，写了《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和《传单是有毒的》，如实记录了现场的情况。
　　日寇飞机来轰炸时，李仲群在《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一文中写到：“……空气变得沉寂，人们渐渐露面，胆子小的脸上还是无血色，许久才恢复原状。这五分钟算是熬过了。我走回旅社途中，仿佛有人说以后不要胆大了，还是走远点的好些。我边走边想，一味的胆小可了事吗？仅仅用消极的方法便可了事吗？今日以后像这样的五分钟不知还有多少次，甚至比这样更危险更悸震的五分钟也不知还有多少次？我们一方面要胆小，一方面要胆大，要把我们大的胆子、小的胆子配合起来，形成民族之共胆。我们一方面要用消极的方法避免无谓之牺牲，另一方面要用积极的方法从死中求生，要把消极的和积极的配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事，而且是整个中国儿女的事。”
　　汉*空投**宣传品时，李仲群在《传单是有毒的》文章中写到：“……人们多半有好奇心，一堆一堆的聚着争看从天上掉下的稀奇物件，其中有人叫道：‘敌人的毒计无处不在，传单里面藏有毒药，看了很危险。’我想了想他说的真不错，不过所谓毒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明明目前的中国除了抗战没有出路，汉*们的宣传品却教我们和平妥协，其实哪里是和平，屈服罢了，哪里是妥协，投降罢了。这不是很厉害的毒质吗？这点简单的道理，稍具常识的人都能够见得到。最可怜的是还有少数愚民不能了解这种传单藏有毒物的说法，要真正叫醒这些可怜虫才行。”
　　是的，国将不国，我们拿什么谈论**呢？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惟有团结起来，前方将士狠击鬼子，后方人民识别汉*走狗的伎俩并作好宣传。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
　　新中国成立后，李仲群老人历任毕节中学校长、毕节一中校长、毕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县政协副**、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在李仲群任职的部门，他都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时光流逝，李仲群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慢慢老了；乾坤扭转，中国从一个外受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国家变成了**、自主的社会**新中国；可李仲群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清正严明，两袖清风的作风依然还在！他不因为自己是领导而关照自己的亲人；也不因为是陌生人而不给予帮助。他一直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李枢介绍：“1957年，我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因语文、数学两科总分不及100分，这个分数达不到毕节中学的录取线。毕节中学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说：‘分数不够，不予录取！’话不多，却不容质疑的一口拒绝。最终我只得进入毕节职工子弟中学读书，几个月之后下放到长春黄泥工农子弟中学。”
　　李启说：“初中毕业时，我很想继续读书，可当时国家正需要各种建设人才，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我最终还是听了爸爸的话走上工作岗位。当时的感觉就是他是领导，应先带好头响应国家的号召。现在想起来，爸爸真是太不容易了，牺牲自己的利益就算了，还把我们小辈牵进去，他这样做不知经过多少次激烈的思想斗争。”
　　李枢说：“家父在教育上尤其认真，他在担任毕节一中校长时，经常去听其他老师的课，哪个教师教得好，为什么好，哪个教师相对不足，什么地方应该改进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以前忙于工作，没有多少时间注意老人的遗物，现在退休了，才发现他的几十本工作、学习笔记和日记就足够我学习了。”杨榕老人告诉记者：“我在弘毅中学教书时，和胡博去松桃寻找***关系，没有给李仲群校长请假，几个月回来后，他却没有开除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出去搞**活动，最后还是让我继续在那里教书。”
　　1958年，在勤工俭学期间，李仲群将自己的全部积蓄1800元尽数捐给学校。1959年，他计划写三本书：一部教育学专著，一部自传体小说，一部毕节县志。1960 年初着手写县志，**前曾撰写了近30万字的毕节县史草稿，可惜**中丢失。其余也未能如愿。**期间，他也受到冲击，甚至游斗，但他坚信有些作法不符合*的一贯政策，理智地面对劫难，坚强地走了过来。
　　1975年冬天，天寒地冻。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李仲群老人逝世，终年84岁。当这个噩耗传出后，李仲群老人的亲友、同事、学生乃至不熟悉的家乡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自发地参加李仲群老人的追悼会。李仲群老人的外孙女杨格曾这样写到：“最后为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葬时，大雪纷飞。棺木抬着走过的那一路，人们屹立两旁，默默至哀。毕节县政协副**、贵州省**代表，外公的头衔。但我的母亲知道，人们不是来送别一个官，不是，人们送别的是一位老校长。几十年，他让这块土地有朗朗的读书声响起，他让那些贫困但优秀的孩子拥有希望。1976年1月19日，外公落葬的那一天，人们来了，要最后看一看老校长。下雪了，山城白茫茫的一片。人们伤悲的心有些许慰藉……”（杨格系上海《联合时报》记者、上海《浦江纵横》杂志编辑。本段摘自《民族文学》2001年6月）家乡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带着学生**、反抗****的老校长；也不会忘记那位组织学生演话剧、宣传进步思想的老校长。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这位传播**进步思想的教育家。

　　路朝霖

　　〔清〕字访岩，一字覃叔，贵州毕节人。宣侄。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翰林，四川东乡万县知县。拟道员改官河南。工诗古文辞，兼擅书法。早岁沈潜米、董两家，晚年法李邕，益豪放遒逸。有乌蒙山人诗文集。《益州书画录续编》